据西安交通大学官方消息，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原局长于北京时间2019年10月4日15时59分逝世，享年75岁。
据公开资料显示，张国宝，1944年生，浙江绍兴人，1967年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81年获西安交通大学工学硕士学位。
张国宝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负责能源、交通基础司、工业司、高技术司、国防动员办公室工作。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2008年兼任国家能源局局长。2003-2010年兼任武警黄金部队第一政委。
张国宝曾兼任西气东输领导小组组长、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成员、首都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领导小组组长、三峡工程输变电工程国家验收小组副组长、宝钢二期工程国家验收小组组长、浦东国际机场工程国家验收小组组长。
他直接参与制定和推动实施了溪洛渡、向家坝金沙江梯级水电站开发，上海洋山深水港、上海外高桥船厂、长兴岛船厂、杭州湾跨海大桥等国家重大建设工程负责制定了船舶工业、汽车工业、软件产业、装备国产化等一系列行业规划和政策。牵头制定了中国第一个铁路中长期发展规划。同时，在国务院领导下，他还是中俄原油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缅原油天然气管道等国际能源合作的主要谈判者、组织者。
他曾任世界能源理事会副主席。2011年后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低碳实验室主任。
2015年初，张国宝被确诊患上了严重疾病，几乎已无治疗希望。他随后选择到波士顿麻省总医院治疗。治疗期间，他颇为乐观，曾写歪诗：“眺望湖边春色，病来已是一年。求医赴美渡重洋，又已暖风拂面。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鳕鱼角外水连天，飞起鷗鷺一片。”
一年后，病情好转，张国宝回国，仍对中国能源事业念念不忘。
2018年，张国宝所著《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一书在全国公开发行，该书记述了张国宝亲历的一些被称为世纪工程的重大工程项目的决策建设情况。
张国宝在该书自序中写道：作为行业，我选择了国家石油储备，全国电网，城市轨道交通，天然气，钢铁、船舶、汽车、新能源、核电等几个崛起的大产业作为代表性产业，把这些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项目和产业发展记录下来，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以下为电力君节选的张老在《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一书中讲述特高压争议部分的部分内容：
我为什么支持特高压
说起特高压，现在对国家电网公司搞特高压有些非议，成了敏感话题，包括对我们这些支持搞特高压的人也有非议。其实，第一次把特高压技术写入国家文件的，不是国家发改委，而是国务院文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纲要》)。
为什么要搞这个规划?新中国成立后搞过一次科技发展规划，是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搞的，大家认为那次规划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包括“两弹一星”等，都是在那时科技发展规划的指引下取得的成绩。所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要搞一个新的科技发展规划。这个《纲要》，据说是全国几万名科技工作者经过数年努力得到的共识，并提炼出来的。这其中就把特高压写进去了。
《纲要》中对特高压的定义就是±800千伏直流和1000千伏交流，文件中把特高压列为国家要重点扶持的20项科技发展项目。严格意义上讲，无论是国家发改委也好，还是电力部门也好，都是《纲要》的执行者。所以后来有人争论直流还可以，但不应该搞交流。
还有人说《纲要》里没有说电压等级是多少，没有指出来特高压。后来我翻了一下，里边是写清楚了的，直流是±800千伏，交流是1000千伏。应该说我们这些部门和企业都是贯彻科技中长期规划。假如说不应该搞特高压，那也只能说是那个文件搞错了。为什么这么说?既然说这是数万名科技工作者经过数年的努力提炼出来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难道提炼错了?不应该搞怎么写进去了?如果要责怪特高压没有经过充分论证，那首先就是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没有经过充分论证。我认为发展特高压还是多数科技工作者的共识。
国家电网公司主张要发展更高电压等级，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装机容量越来越大，输送距离越来越长。我国远距离输电一直在增加，特别是西电东送以后，今后还会增加。因为在东部沿海，除核电站外，建设大型火电和水电的机会不多，所以需要大规模远距离输电，而且现在多地受雾霾的干扰，思想也在转变，过去强调在本地建电厂的思想开始弱化了，很多地方接受从外面来的电。比如江苏，在制定新的五年规划时，考虑更多地使用外来电，而不是强调一定要在自己的地方建电厂。所以，应集中建设大型煤电基地、水电基地、核电基地，比如锡林浩特褐煤很多，完全可以建立大型煤电基地，然后通过特高压把电送出来。
我为什么很支持特高压，就我个人经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二滩弃水”。当时二滩水电站建成后曾是中国最大的水电站，建好后正好赶上中国经济低谷期，二滩的电没人要。我负责主持分电，但也很勉强。因为当时联结川渝的输电线路(三万线)还没建，只能在四川范围内消纳，那个时候经济低迷，大家都不要。当时把二滩的电分成几档，其中一种是计划内的电，我记得好像连3毛钱都不到，两毛多一度。在这个电量以外再发的电，叫计划外电量，只有3分钱一度，当时我们说这连磨损费都不够。
为分电的事我到处求人，请他们帮着解决。其中我就找到了当时的电力部分管科技的副部长陆延昌，我了解到从二滩送出来的电，一条500千伏交流线路只能送90多万千瓦。我问为什么送那么少?他说这都是算出来的。怎么算的，说是根据导线发热情况计算的。我说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费了半天劲，建一条500千伏的交流线路，说多了才送100—120万千瓦，这样算的话，我们得需要多少条线路啊。建设线路也不容易啊，而且到处都是输变电线路既影响观瞻，更要占用沿线的森林和土地。
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原来的500千伏交流线路的输送容量并不大，大数说就是100万千瓦左右;±500千伏直流当时输送容量大约300万千瓦。如此，要想输送容量大，就只有在提高电压等级上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