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被认为是巨大的蓝海，创造了多个造富神话;10年前，中国光伏产业的整体发展仍暗藏隐忧，“三头在外”——原料在外、市场在外、设备在外，使得整个行业基本处在依赖“国际大循环”发展窘境中。历经10年调整期后，光伏行业克服了外部环境压力，从产能规模、技术水平等各方面引领了全球发展，成为中国面向世界赫赫有名的闪亮名片。
截至2019年，光伏新增装机量、累计装机量、多晶硅产量、组件产量已分别连续7年、5年、9年、13年位居世界第一位;
2019年，四个主要制造环节的产量在全球占比均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其中硅片环节已接近100%;
在这四个环节排名世界产量前十的企业中，中国光伏企业分别占有7、10、9和8个席位，具有全面的领先优势;
在迄今全球累计700多gw的组件产量中，中国生产的产品接近500gw，占到了三分之二。
从“三头在外”，到“三个世界第一”，短短十年间中国光伏产业经历了怎样的“过山车”?从扩大内需到优化供给，中国光伏企业如何实现了“凤凰涅槃”?11月21日，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勃华携手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隆基股份董事长钟宝申、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行业意见领袖聚首央视《对话》栏目，共同畅谈中国光伏行业的复兴历程，揭秘中国光伏跃居“全球第一”背后的逻辑与底气。完整视频及文字实录。
光伏产业为何容易诞生首富?
刘汉元：老的行业是解决吃的绿色能源，新的行业是解决我们用的绿色能源，那么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觉得这个行业未来有巨大的空间，值得我们大家去投资、去研究、去努力。
钟宝申：光伏过去这一年、两年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那更重要的还是说，一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看好，另一个是对我们光伏产业发展的看好。
中国产业三张世界第一的名片
刘汉元：10年前很多关键原材料在外，关键设备在外，90%以上的市场在外。1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高纯晶硅产量成全球第一，占全球大概65%以上的产量，电池组件占全球70%以上的产量。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把中国和美国在全球有领先、有竞争力的各项产业进行了一个比较，做了个圆饼图。中国的光伏行业、光伏产品是麦肯锡认为中美之间中国绝对领先的产业，是中美之间唯一一个顶满饼图外框的产业。所以整个行业的同仁们，真正回想10前的状况和现在今天中国光伏行业所取得的地位的话，大家心里面会有一种特别的自豪感。
王勃华：实际上，这三个第一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中国的新增装机市场已经连续七年世界第一了，而且没有往下走的态势。中国的累计装机量已经连续五年世界第一了，还会继续走下去，那么中国的电池、光伏电池组件的产量连续十三年世界第一，我们现在的产量，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这四大主要制造环节的产量的世界占比都在三分之二以上，最高的一个环节——硅片97%，在世界的产量前十名的企业里边，这四个环节分别有七家、十家、九家、八家。也就是我们的第一是绝对的第一。
光伏产业的世界第一名不副实?
李俊峰：当2008年金融危机来的时候，许多国家对光伏的支持是减缓了。中国是可以这样说，从疫情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个韧性很强的一个经济体。为什么说韧性很强，当金融界放弃的时候，地方政府在支持、中央政府在支持、企业家在努力。比方说隆基，包括刘汉元也是在大家都认为光伏没有希望的时候，他们进来了。所以说这些企业都坚定不移地走过来了，熬过了那一段可以说是至暗时刻。
王勃华：我觉得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光伏产业拼出来的，拼搏出来的，而不是人家让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些产业都是人家先干的，而且都是发达国家先干的，十五年前我们的电池组件的产量只是日本的1/5，我们的产量排在日本、美国、欧洲的后头，但是后来我们一步步地拼搏奋斗，把市场从它们那里拿过来，我们变成了世界第一。
高纪凡：实际光伏产业作为21世纪一个既是低碳产业也是未来能源的方向，全世界包括美国、欧洲、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在争抢这个产业发展的主导权。那在这个过程中间两件事可以说明，第一件事情，实际上早期是他们发展得好，当然后来我们通过科技创新、通过成本下降，后来我们的竞争力起来了。在这个情况下这些国家为了阻止，像天合光能这样的中国企业(竞争)它们占领的市场领先位置，就采取了一次又一次的贸易保护。不管是一次双反、二次双反等等，实际上目标就是要阻止我们，在他们市场争夺市场主导权以及产业竞争。
钟宝申：其实确实全国的光伏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即使像中东的沙特、土耳其，包括北边的俄罗斯都有支持本地制造的政策，给予本地制造一个更好的价格和一个更好的保护政策。但目前的现状，中国的光伏产业仍然一枝独秀。这里面(关键是)目前由于中国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实际上中国光伏产业的领先优势正在快速扩大。在过去我们跟海外的一些很多供应商等等在合作，相对来讲大家交流一次都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中国企业之间，上下游完全打通了之后，相互之间的交流，它只需要一周或者两周，所以这个循环一下子就加快了。所以中国在产业的领先不是偶然的。
光伏产业曾经经历了怎样的至暗时刻?
刘汉元：2008年、2009年、2010年的时候，欧、美、日、韩对整个中国实行技术封锁，工艺包、数据、专利等等对此进行严格的保护，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整个产业受核心原材料的制约极其明显。2012年、2013年，美国率先对中国这个行业进行了“双反”，先后定了50%到220%的“双反”税率，欧盟接着又在2012年进行“双反”同样制定了百分之几十到100%以上的“双反”税率。所以事实上都在联手遏制中国这个行业的崛起。2012、2013年国内我们记得有一个(细节)，大家记忆犹新的画面，2013年6月的时候。李克强总理去视察国内的光伏企业说，你们还有两个月能不能够挺得住。然后当时跟欧盟之间的“双反”正在谈判，有两个月的宽限期，希望中欧之间能够达成共识，不进行“双反”。遗憾的是，后来仍然欧洲进行了“双反”，那中国在外国的市场受到了严重的打压。
王勃华：“双反”的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2011年的时候，我们的光伏产品的出口额225亿美元，至今为止这是我们的最高的一个点。到了2012年，一下子降到127亿美元，近乎腰斩，打击相当沉重，所以使得很多企业就做不下去了，当时有很多企业就破产，对行业带来了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所以这个教训是非常沉痛的。
那么反思一下，一点就是我们的基础，因为“三头在外”，有两头是要进口的，设备、原料这两块都是基础。一个产业如果没基础，那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没有基础，产业链不完整，所以得到的反思就是一定要把基础抓在自己手里，所以我们通过企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终于攻克了多晶硅料等等其他包括一些设备的难关，这样我们光伏的成本才快速下降，我想这是一个反思。
光伏产业“三头在外”带给中国制造的反思
徐洪才：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发展过程，咱们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时，制造业发展起点是非常低的，主要是来料加工、两头在外，搞这种代工、贴牌，所以赚的是一点辛苦费，血汗工资，是低端位置。所以将我们这个所谓“三头在外”，起点很低，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就是技术在外。没有技术，有原料，有市场，有设备，没有可持续的竞争力，所以在技术创新这一块，我觉得各行各业，特别是制造业，大家付出了很多的辛劳，那么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通过学习模仿借鉴，最终走向了自主创造、创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行业，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咱们这个光伏产业其实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且应该说给咱们中国人长脸了，也是为我们未来的制造业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榜样。
光伏产业四大攻坚战——扩大内需
曹仁贤：实际上扩大内需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要培育市场，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制造业、创新能力、技术研发能力必须跟得上，否则国家给你做好了顶层设计，你自己做不出来那也没有用，所以这是一个相互守望、相互耦合的一个过程。这十年深刻的吸取了我们“三头在外”的教训，当“三头在外”的时候，我们是什么都受制于别人，我们相当于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代工厂，所以在这个产业演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企业界、还有国家政府部门，都做了大量的思考如何推动我们国内的市场的激发，如何来推动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替代进口，实现真正的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
首先是国内市场的大的激发，取决于第一，就是顶层的制度设计。印象非常深的是，2009年3月，国家发改委相关部门启动了国内的第一个真正规模比较大的项目，在敦煌1万千瓦。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很小的项目，但是这是真正的中国走向大规模国内应用的第一个项目。后来我们又实施了“金太阳工程”。国家从各个方面的政策给予引导，给予刺激，特别是我们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国家给予了一些电价的补贴。那么我想这些补贴从今天来看，看上去它是扩大内需，本质上它是让我们快速降低成本，所以我在想内需的扩大，使我们企业一方面是有了市场，另外一方面还是由于我们中国企业真正的低成本创新能力，这种能力使得我们能够满足已经扩大内需的市场的需要，使得我们能够这几年，逐步把我们的化石能源的比例降下去。所以我觉得内需的扩大实质上就是我们企业的创新、自主能力提升，这一个交错的过程。
高纪凡：扩大内需，扩大国内市场和成本下降以及技术创新，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相互协同关系。举个例子，就说国内市场在2013年国务院出了支持光伏行业健康发展的文件以后，行业迅速扩大。在2013年以前，国内市场不超过两个gw，后来就每年可以说是翻倍，甚至更快增长。到了2017年超过50个gw。在这个情况下，整个行业通过技术创新带来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光伏行业的制造成本，就是板的成本，十年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但后来通过扩大内需，就带来了行业快速的通过创新成本下降以后，现在最新的在青海的发电站，光伏发电成本2.6角一度电，可以说是低于火电。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实际上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几方面正向循环的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光伏产业四大攻坚战——优化供给
刘汉元：去年(2019年)我们进口5亿多吨石油消耗2400多亿美元，那么我们能源的石油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72%。内循环过程当中，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立足，我们的960万平方公里，尽可能结局我们的能源自给自足，能够让我们的汽车能够快跑。所以现在如果我们仔细一看的话，从这一种产业链的支撑来讲，光伏发电输出的等效的这种电力能源，如果用在电动汽车，以电动汽车的能源消耗的成本和内燃汽车烧汽油烧柴油的这种成本相比的话，我们现在实际上电动汽车的能源消耗成本只有用油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事实上中国光伏发电，等效的这种能源使用成本大约只相当于10元钱不到的，一桶石油美元的这种油价。如果立足内蒙、新疆、甘肃、青海和东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我们的国土面积来输出这种清洁能源。事实上可以大部分节约石油进口，减少石油的消耗，节约外汇的支出。同时实现我们能源的清洁转型。
王勃华：我认为在内需这是市场舞台搭好之后，在优化供给这方面，最主要最突出的中国的光伏产业就是我们的技术创新，而且中国的光伏产业的技术创新有一个特点，它是全产业链的创新。换句话说，有一个新技术那么从原材料硅料到硅片、电池片组件一直全产业链的产品，包括专用设备、专用的辅材辅料。如果哪一环缺了，都不会很好地做到优化，很好地去扩大内需。所以我的体会就是中国的技术创新，光伏产业的技术创新越来越活跃了，是历史上最活跃的几年。特别是最近的两年，基本上这几年，每年的光伏产品的转换效率都以0.3到0.5个百分点来提升，每年都在提升。现在主流的企业转换效率、电池转换效率已经在22.4%到22.5%，领先企业已经接近了23%，这个发展非常快。以前在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的那个最高转换效率记录里边见不到中国企业的身影。但是这几年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已经有19项世界记录了，有4项现在至今还在保持着，而且这19项里边有14项就是最近这两年之内出来的，所以这几年的创新非常活跃，真正地做到了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所以我们的潜力和我们实际做的工作都体现在这里面了，那么这样下来以后，转换效率提升了，成本也下来了，更有利我们扩大内需了。
光伏产业四大攻坚战——突破装备
钟宝申：进入光伏领域之后，确实看到了中国光伏产业整个光伏制造从硅料、硅棒、硅片到最后电池组件全盘进口设备。就拿切片来讲，先从开方机做起，当时开方机也是从海外进口，那么从2006年到2009年发开出来。接下来开始攻克难度更高的切片机，切片机当时中国完全没有任何认知，从2006年一直到2012年开始出设备，这时候主要还是处于跟随、模仿、创新阶段。到了2015年的时候，已经可以并驾齐驱了。这时候中国的产品已经体现出来了相同的能力，但是更快的服务、更低的成本。到了2015年之后，随着技术的升级，那么进入到金刚线的切割时代，这时候中国的企业和瑞士、日本的企业已经是同台竞技了。等到产品出来的时候，到了2017年、2018年这个产品完全在市场扩展的时候，海外的设备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中国已经全面领先了设备这个环节。
刘汉元：2010年以前，我们拿电池环节来举例，90%以上的设备是日本、德国、意大利、美国的为主，我们国内的设备基本上零头不到10%，如果我们现在去看还存在着2010年前后的建成的电池生产线，90%以上都是国外的设备。那现在如果我们要去看，国内的设备(接近)占了百分之百，成本只有进口设备的三分之一不到，产品的提升、技术服务改进的速度比他们快，所以到现在为止就是德国的设备、意大利的设备，同样的价格时，我们国内的生产线都愿意选择国产的设备。
李俊峰：大家都看到了光伏的技术进步，有我们自己努力的一部分，但是所有的光伏行业应该看到这一点，由于我们光伏产业的蓬勃兴起。全世界的光伏创新的团队都为中国产业在服务，所有的人所有的技术都提供。现在这是一个很好的局面，我们要利用好这个局面。
光伏产业四大攻坚战——拓展海外
钟宝申：中国光伏最早它的起步就是海外市场起步的，所以不同于其他产业，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刚开始我们就对应了全球的高质量、高标准。那从海外市场开拓来讲，我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就是让他感觉到用你的产品得到的好处最多，如果不用就吃亏了。那这我认为是拓展海外的时候最根本的一点。第二点就是本地化，那就是说这样的话，我们在海外市场服务的时候，能够更加贴近它的市场，能够大家有更多的共鸣。
刘汉元：2010年前后，欧洲大部分进口中国的组件，2011年、2012年他们开始“双反”，中国出口的组件大幅下降，可是反了六年、七年以后，欧盟总体总结，并没有保护起欧洲的生产产能，反而影响了欧盟的低碳化、清洁化转型的进程。所以欧盟委员会在2018年9月3号宣布，取消对中国产品的“双反”，那么很多中国产品以质优、价廉、规模大、产品质量也高、价格全球领先重新又进入欧洲市场，这一点对我们进一步扩展国际市场应该有很大的一种底气和支撑。
王勃华：我们的海外市场跟以前没法类比了，以前我们说的90%、95%以上出口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情景呢，集中度非常高，我们出口的方向大部分是欧洲，欧洲的大部分是德国。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集中度在迅速地下降，我们统计了一下，现在全世界gw级以上的这样大的市场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超过16个，所以不是过去那种非常集中的现象，所以这个实际上对于国际市场的稳定度得到了大大的提升。所以我们在国外市场应对，也相对比以前稍好，压力小一些。
2060年能源目标的背后意味着什么?
刘汉元：非常鼓舞人心，其实鼓舞人心不仅仅是国内我们从业者，欧盟成员国、日本、韩国，全世界可以说都受到鼓舞，我们总书记9月22日在联大会议上表态和承诺以后，10月份日本宣布2050年实现碳中和，随后三天韩国宣布2050年实现碳中和，所以全世界几乎190多个签约国之间，大多形成共识。那么这个对国际上面的这种能源转型和推动，对中国发展过程当中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人类的生态发展、环境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道义上、经济上、产业发展上，内循环、外循环上，可以说都是很多很多的加分项。总书记这次表态，又一次向全世界发布这种冲锋令，全人类起步跨进可再生能源，清洁发展、可持续发展、生态发展的新时期。
高纪凡：对我们来说，2020年碳中和什么意思呢，简单一点讲，就是那个时候，整个我们中国的碳排放是零。现在的煤、天然气、石油将全部被淘汰。那全要靠以太阳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作为未来能源的整个主力。在这里面可以说，既有巨大的前景未来四十年，但是更有巨大的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怎么让光伏这样一个能源能够最后成为这个行业的主力。实际上包括储能、氢能等等技术都要起来。这里面又给我们这些创新企业又带来了一种新的兴奋。
2060年能源目标带给光伏产业的挑战
李俊峰：虽然吹着冲锋号，但是它不是一个百米赛跑，它是一个马拉松。达峰要十年，碳中和要四十年，所以大家要锲而不舍地去努力。
刘汉元：过去的两年到三年，我们每年非化石能源增加1到1.5个百分点，“十四五”其实如果我们稍微积极一点的态度，很有可能每年会增长1.5到2个百分点的这一种可再生能源比例，那如果从这样一个发展曲线去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做到碳中和，它还在加速，应该有可能实现按期实现，或者说提前实现。因此不仅仅前瞻性上占道义上的国际制高点，经济性上完全有产业的这种物质基础作为支撑和保障，那我们是想值得我们大家共同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