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衡认证连续多年对丹麦、德国和美国新能源市场进行了调研。据统计，2016年，丹麦风电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42.1%，德国的风电、光伏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33%，这与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的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到2020年，丹麦风电发电量将占到电力消费的50%，德国和美国加州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也能达到35%和33%以上。到2050年，上述国家、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将达到100%、80%和50%，可见当地政府、民众对低碳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与欧洲相比，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建设进程相对缓慢。尽管政府出台了“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5%”这一目标，但在实际执行中，仍存在不少障碍，可再生能源优先发电的制度至今未能落实，弃风弃光率仍处于较高水平。此外，还有部分地方政府随意叫停可再生能源项目，拖欠可再生能源补贴，都给产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针对种种“不和谐”现象，秦海岩表示，这就是部分决策者只看表面得失，忽略环境代价的体现。此前有观点认为，光伏发展需要大量补贴，给财政造成一定困难，但我们不能忽视，发展煤炭经济给环境带来的破坏，远超过光伏补贴的经济压力。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为例，当地拥有全球数一数二的露天煤矿，通过挖煤致富，但给子孙后代留下的是土地沉降、房屋坍塌等恶果，给原本肥沃的草原留下处处伤疤。
事实上，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都非常可观。秦海岩预计，到2030年风电、光伏发电的环境外部收益合计4560亿元，可拉动1.57万亿元gdp增长，带动就业人口数770万人，这已经超过了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人数。
“能源转型已经成为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只有充分认识到背后的利弊得失，才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秦海岩总结说，可再生能源带来的综合效益远远超过补贴水平，希望决策者都能顺应时代规律，了解可再生能源发展趋势，推动能源转型更快实现。